社企界以促進社會變革的名義冒起，很多社企先鋒在「推銷社會議題」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去提倡利他的價值觀。那什麼是「議題推銷」(Issue Selling)呢？指的是經由個人行為，去影響他人對議題的關注和理解。這跟商業推銷有點不同。 社會變革的關鍵其實是在於議題推銷。首先提出所主張的社會議題，然後建議解決該議題的方案。例如：提出傷殘人士的失業問題，並為此問題提供就業方案給傷殘人士。而議題推銷的目標是讓主張的議題和解決方案可以在他人眼中建立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有很多人依然只會關注社會企業所銷售的貨品或服務，視它們為一般的商業機構。因此社會企業所推銷的社會議題需建立更明顯的重要性、合法性和公信力。 議題推銷很重要，因為不同的持份者均需要瞭解這些議題，才能使他們成為解決方案中的一部分。這些持份者可以包括客戶、資助者、捐贈者、政府官員、未來僱主或學生。 以下討論三項議題推銷可留意的地方 — 議題包裝、管理推銷過程及傳遞社會效益。 1. 議題包裝 議題包裝一般會使用故事來敘述議題，以及用恰當的言語塑造議題。 為議題命名 為社會企業創造一個有意思的名字，例如：社會

商業機構效益高主要體現在收入與盈利，再輔以其他年報的描述，效益高低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會決定生死，所以效益是經常掛在嘴邊。 在社福界的圈子，這社會效益的概念日漸普及。但社會效益比較多樣, 不容易以幾個數字去概括，經過不同界別人士的參與，在過去十數年都有人提出不同的框架嘗試量度社會效益。筆者認為，社會是由個人去組成，社會效益好的項目必然會反映在受惠者的身上，所以以受惠者為本 (beneficiary-centric) 的方式去量度社會效益比較合理。例如，一項目旨在減輕長期病患者之家人的照顧壓力，如此, 其效益必然會反映在其家人的身心靈之改變上，當然病患者本身亦可能有正面的改變。 人不是公司，其有血有肉的特性令效益的定義會有所不同。人有情緒、有認知能力、有智慧、有與他人接觸的行為，有心情起伏, 這些都是一個人整體幸福感的泉源，所以對人有正面效益的東西，應該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其主觀感受有變如在心靈心情上，平安多了，開心了等，二是在認知層面有改變，如學了新的技巧、知識，或對事和人的態度有變，如學識了剪髮的一門手藝，對小數族裔更有好感，懂得在情緒低落時找幫

每個組識均有自己的經營之道，即是自己的一套使命和營運方法，非牟利組識 (NGO) 也一樣有其特定社會使命、處理社會需要和問題的角色。隨着社會問題複雜化及服務提供者相互競爭，非牟利組織須兼容營商方法的視角和思維，例如對服務市場的認識、成本控制和制訂短、中、長期的營運目標和執行計劃，都是奏效而進取的進路，從而達成改善社會的理想。 傳統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一直在香港社會福利制度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根據社 會服務聯會2012年的資料顯示，現時約有四百多個社福機構會員，提供不同的社會 服務，對本港社群裨益甚大！ 約在2005年，由於面對當時嚴峻的失業和貧窮問題，經特區政府倡辦後，社會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根據香港社會企業總會2010年的調查，全港約有330間社企；社聯—滙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2001-2012年度搜集的資料顯示，全港共有368個社企項目。粗略估計，社企共僱用全職或兼職員工約5000人，佔勞動人口0.14%，營業額約3億港元。 新形式揭開創新的可能。廣義而言，社企是一盤生意，以達致某種社會目的；狹義來說，社企是指一個為了公益目的而開設的營商企業

雖然近年公眾對社企的認識逐漸增加，但認知仍然有限。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與其開辦社企扶貧，倒不如直接的慈惠捐贈。事實上兩者的效益分別很大。社企的投資回報，除財務回報外，還有三重社會效益，包括工賑、社會成本的减省及社會資本的增加。 對受助的弱勢群體而言，除了直接工資外，工作本身亦能帶來滿足感甚至成就感， 因為同樣是6000元，透過工作賺取比單單接受施予來得更有尊嚴。正如彼得.杜魯克所說：「每個人都需要收入、需要社群、更需要挑戰──讓他們有所作為，受人尊敬。」 同樣的100元，若作慈惠捐獻，受助者的一次性得益平均是55元。若投放於規模較 細及仍虧蝕的社企，受助者每年的工資也達60元；就算該社企在一年後倒閉，受助者所得仍比福利施予多。若投資於可持續經營的社企，則更能獲倍乘效應，這種成本效益應該獲得重視。 邊緣群體未能融入社會，社會需為此付出成本。這些社會成本包括防止或解决問題所需要直接支出的公帑和問題所衍生出來的其他社會福利支出。目前關於社會成本的報告不多，主因是難以量度及統計。舉例言之，釋囚很多時找不到穩定的全職工作，結果要走回舊路。粗略估計，政府每年

項目評估顧問通常由推行項目的機構委任，故項目評估顧問在維持項目評估的獨立性不免會遇上挑戰。尤其在作為委任方的機構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達到預期項目目標時，機構可能會大為緊張，也可能期望顧問就有關數據作有利於機構的解讀，由於利益關係，最終顧問的結論只能是：項目大致達到預期目標，並帶來正面的社會效益，而在某些方面項目的設計或執行可作適度改善。然而，這種還未蓋棺便定論的評估工作，實在和項目評估的意義有很大的出入，因為項目評估本來是為了呈現項目的真正成效，而不在於為機構隱惡揚善。 針對上述的情況，顧問的出路不限於透露絕望的真相或隱惡揚善，他/她可以選擇把整個評估過程扣連於機構的利益，而這種做法並不等於顧問為機構隱惡揚善。如情況許可，顧問可在較早階段收集數據，以作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Evaluation），為機構進行檢討提供基礎，而顧問也可根據形成性評估提供建議，讓機構就項目的調整作出較佳的決定。 我們曾經為一家機構推行的學生朋輩調解訓練進行評估，前測的數據顯示參與的學生在參與訓練前已經對調解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如果繼續把訓練的重點放在調解知識的傳授

In many social projects, our purpose is to raise the well-being of certain abilities (e.g. reading or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the beneficiaries. For the frontline workers, their interest is chiefly on whether the beneficiaries showed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ir life. Some beneficiaries would show a bigger change while the others showed little.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program perspective, the evaluation will usually be done to show if the program effect (i.e. the changes i

一篇1998年的文章*顯示，就算在商界那麼重視效益的環境中，會在培訓後量度受訓者的即時反應有百分之92，會量度其知識技能改變的有百分之34，只有百分之11會量度受訓者的行為改變。這顯然是不足夠，因為無論在商業或社福環境，出資者都冀望受助者會有一定程度的技能及行為改變。 沒有量度的情況可能是因為沒有合適的工具，其實要量度知識技能可以用評分規準 (Rubrics)，一般的用途是在學校中，根據豐盛的數據，有超過三成的社福界項目是同能力建立 (Capacity Building) 相關，項目中的導師可以是合適的人選去做評分，另外，有些項目亦可加入互評的部份，評分規準要用得好，關鍵在於設計規準，一般會用3-4個向導去評，而每個向導再分為3-4的分數，這就像我們在學時，老師為同學去評操行的分數，什麼行為標準才可得甲等，怎樣才會不合格而得丙的等級呢? 再說，行為改變除了用問卷去直接要求受訪者去填寫自己的行為變化，亦可考慮用一些輕便的清單、表格及日誌，讓受訪者每天作簡單記錄，例如要求每天花多少時間去做帶氧運動，這樣做的好處是其行為是在即場紀錄而不是事後回想，數據

在計算社會效益投資回報（SROI)方面，如果一個人本的服務項目沒有牽涉向受助人士發放工賑或協助他們做到成本節省，那項目團隊可考慮運用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作為SROI的計算基礎。條件評估法源自經濟學，具體的做法是邀請相關人士直接運用他/她認為合適的金額來表達他/她對某種不牽涉到市場交易的事物，例如，如果某地方政府的規劃部門欲知道某自然景觀對一個住宅社區的價值，該部門可以訪問住在這社區內的人士，並遂一邀請他們道出這景觀在他們心目中的貨幣化價值。 . 同樣道理，項目團隊可在項目完成後透過問卷調查邀請受助對象道出項目在他們心目中的貨幣化價值，惟調查員必須強調調查目的不是向受助對象收費，同時必須引導他們以項目帶來在情意、認知、行為等方面的轉化作為評價項目之基礎。 . 理想的情況是，每位受訪者都能講出貨幣化的價值。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受訪者毫無頭緒；在此情況下，若果調查員能夠提供參考數據，那受訪者可能會較容易答出貨幣化價值。最近本會為一家推行基層醫療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量度社會效益，但巿面上沒有高度類似的項目可供參考，因此

2021-07-01 在上一篇短文中，筆者以文字整理了賽馬會豐盛社會效益量度培訓計劃線上分享會的第一個小故事，提到如何以「行動研究」的進路游說資助者服務變陣，甚至了解變陣服務在成效方面跟以往沿用的安排是否有更突出之處。 ​ 今次這篇短文，則分享我們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在戒毒復康服務引入表達藝術治療小組的小故事，簡介一下「實踐研究」思維如何協助我們跟資助者在「天氣不似如期」下的溝通和學習。 戒毒復康服務的目標之一，是協助復康者維持復康和防止復吸，但個人、家庭、及社區層面中的風險或保護因素卻左右到復康者的堅持。有見及此，我們機構嘗試引入表達藝術治療小組去協助在院舍或社區復康單位的服務使用者，協助他們藉表達藝術創作察覺及找到自己內在對應外在環境的能力，提高他們的自尊感及自我效能感。資助者相信這些改變是會有助他們減低復吸機會，也在已首次兩年計劃完結後，於2019年再次撥款支持第二期服務。 ​ 在社會衝突及疫情夾擊下，我們具社工資歷的表達藝術治療師餅sir (Terrence)仍成功完成兩個治療小組，但小組在提升組員的自尊感及自我效能感方面的效果卻不似如期，

2021-06-22 農曆年前跟賽馬會豐盛社會效益量度培訓計劃的Samuel相聚，談到實踐研究(practice research)思維，如何協助機構在COVID-19下與資助者溝通和維持同事在新常態服務轉型下的士氣，也分享了幾個小故事。故事是自己和同事的經歷，跟「社會影響」拉不上甚麼大關係，但事後竟得對方邀請，在3月中做了一場線上分享會，希望藉我們四個故事拋磚引玉，刺激大家在新常態下共謀進路。 活動後，有參加者問能否分享當日的微軟簡報給他們參考。因投影片內容精簡，故反建議給主辦單位，讓我花時間文字整理當日分享，一來令事後回顧內容上稍有細節；二來事後的文字整理也助我反思當日的分享及做必要的補充，因此也促成四篇短文。首兩篇故事會談及「實踐研究」思維如何幫我們與資助者溝通，後兩個故事則講到「實踐研究」思維如何幫助機構維持同事士氣。 為了方便大家明白故事內容，我在首篇短文先交待一下所有故事的背景。 在COVID-19疫情爆發初期，無論機構或資助者都以2003年「沙士」為參照，認為疫情會在夏天過去，服務變陣是應急為主，能轉網上的就轉網上，或是「以不變應萬

2021-06-04 項目的本質是一次性，而社會項目也不例外。很多社會項目屬於新嘗試，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或會影響項目的成效。因此，如果項目團隊能夠在指定期間達到指定目標，已經可以被視為「交足功課」。但是，某些項目團隊可能把項目視為推動系統轉化（例如政策倡議）的契機，期望項目的成果能夠說服政策制定者改變相關政策。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並非絕對不可行的。 Nesta 是英國一家推動創新的機構。根據其數年前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任何組織若對相關領域有豐富知識，但缺乏制度上的權力，便須採取和他人協作的策略(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以增加影響力，使當權者感受到轉化系統的迫切性。和他人協作策略主要有四大面向，當中包括建立聯盟(coalitions)、建立溝通機制(communications)、建立可信性和建立人才庫以掌握突然臨到的機會(contingencies)。 香港大學永續鄉郊計劃於2013年開始經營茘枝窩村活化計劃，在上述四方面均不違餘力： 1）在建立聯盟方面，透過舉辦不同活動（如領袖訓練計劃）和設計不同誘因（如

2021-03-30 筆者有時接獲朋友求助，說有些金錢希望捐助給有需要的人，但要求是錢想全部都放在真的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慈善機構身上。表面來看是希望錢用得其所，但我的意見卻認為這是不可行的任務。 筆者在網購時，看到一件在大陸生產的貨品只售數十元，但運費卻多要數十元，即變相是以雙倍價錢來購買這件貨品，覺得十分不值，感覺不滿。但這樣的想法是正確嗎? 當我日常在超市購物時，能夠在街角即買即用，其售價不單是生產成本，而是包括了運費，上架的人工，租一個在你附近的舖面租金，才可以這麼便利，即買即享用。 我的朋友希望錢只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但怎樣去找出真正有需要的人呢? 誰人去找他們出來呢? 如果有需要的人就在你眼前出現，為什麼不把錢直接送給他而要找中間人去將錢送出呢? 在香港，不少很有需要的人都隱藏在社會的角落，不容易去辨識，就算找到，他們的需要是否跟我們想捐助的內容配合呢? 例如他們要的是一個工作機會但我們卻想捐飯盒。要配對得好，中介人不單是左來右送，亦要有判斷能力，或再做合適轉介。商業社會如要將商品送到合適的人手上，可以籠統稱為公司的經常性開支，可佔

2021-02-23 在社會效益量度的範疇中，改變理論旨在向相關持份者解釋為何無介入方法或項目能夠解決某社會問題或達致某社會目標。適切的改變理論能夠為項目提供堅實的論述，使項目獲得相關持份者的支持。但是，如何制定適切的改變理論，則是一大學問，畢竟世上並沒有一套必然正確的方法供設計改變理論之用。 西方社會講求由下而上的參與性，因此項目團隊會走到受影響的社區人士當中集思廣益，並把不同點子有機地揉合成具認受性的改變理論。 ​ 華人社會可能較順服權威，因此項目的持份者較傾向接受學術理論作為改變理論。說到這裏，我們並不是主張西方的一套比華人社會的一套為佳，而是把兩套結合。一方面，我們借助學術理論增加項目的認受性；另一方面，我們作為項目人員必須透徹地了解各持份者的期望，以致我們能夠引用合適的學術理論。 ​ 以本地的大學社會創業教育為例，我們常常強調學生透過做有趣的實事來學習創業，於是引用D. Kolb的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作為改變理論。但現在的年青人對由上而下的項目是相當抗拒，要成功誘發年青人積極參與創業活動，項目人員

2021-01-31 要將社會效益金錢化，現行比較完善的做法是先為一些具體的社會效益，如我有恆常參與義工，我對社區有認同感等等，制定一個年度金額。例如對社區有認同感在英國的價值為每年3,753 英鎊。 這個金額是首先去了解對社區有認同感比起沒有認同感的人，在其幸福感的相差是多少? 假設是有認同感的人會高出百分之三的幸福感分數，然後，查一查在幸福感分數中，需要多少收入之提升同樣能夠達致百分之三分的升幅，假設是年收入多出五千英鎊。我們就可以以此收入之提升作為有社區認同感的社會價值，這做法的好處是其一致性，所有的金額都是用人均年收入為基礎去計算，而任何社會效益都歸納為對幸福感之影響。 由不同高低的幸福感分數轉化成金額其實不難，只要在普查時詢問版訪者的收入狀況及以統一的幸福感問卷，數量夠大即可計數出基準。在另一邊箱，我們亦需要有足夠多受眾回答社區認同感的問題的同時，亦要做幸福感的問卷。 這樣的三組數據，1) 人均年收入，2) 幸福感分數及3) 社區認同感分數以統計學方式結合，就可計出其金額。有了此數，其應用就比較簡單。 例如有一項目是創造社區認同，可以在

2020-12-14 顧名思義，社會效益投資回報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是運用金錢演繹社會項目所生產的效益的一種方法。吊詭的是，很多社會中出現的正面轉變在本質上是難以捉摸的，並且難以直接轉化為金錢。例如，如果有人說某弱勢群體經歷某種介入活動後，該群組的自尊感提升十萬元，我們很難相信這種說法會有絲毫的說服力。那SROI是否一無是處呢？答案為，不是。如果項目贊助人（政府部門、商業機構或家族基金）需要在較短時間內了解建議項目的本質，SROI作為一個簡單數字能讓他們對項目效益起碼有一個基本的掌握；假設項目贊助人收到兩個建議項目的計劃書，項目甲的社會效益為每一元的投入帶來兩元的社會效益回報，而項目乙的社會效益為每一元的投入帶來四元的社會效益回報，如果兩者的項目性質差不多，贊助人自然會較傾向“回報較大”的項目乙。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善用SROI，便可以提升贊助人撥款支持項目的機會率。下一個問題是，我們該如何運用SROI演繹捉摸不定的正面轉變？答案是，我們可以儘量挑選一些在本質上能直接用金錢量度的細項作為成效指

2020-09-29 要呈現社福項目成效, 豐盛提出了三種角度去量度受眾之改變, 即一是心靈及主觀之感受改變, 二是知識技巧及態度的掌握, 第三方面是受助者行為之變化. 本文想指出在實際的層面去看, 持份者最期望見到的往往是行為的改變, 例如要推廣長者健康飲食, 可以透過教育去令受眾掌握知識, 亦可以改變他們對健康食物的偏見等等, 但對受眾的家人或其他持份者而言, 其中一個最有力的指標卻是受眾每天具體飲了食了些什麼。 筆者明白每個社福項目的目標及重點會有所不同, 例如項目只是從事公共教育, 那麼知識的傳遞就是重點, 而不是行為改變。 對要評估的人而言, 筆者最著緊是要能清楚交待, 如果項目重點是教育為主, 筆者會用舉辦教育的單位成本去作比較, 例如職場學習的培訓每位大約需要一千元一天的費用。 又例如項目是以鼓勵日常做運動為主, 教導當中的知識部分, 筆者會視為一般的知識推廣, 其單位成本可能只要數百元就能令一個人明白, 但要令人每星期都恆常做運動, 其單位成本卻高出很多, 只要比較人們是花每小時數百元去請私人教練, 一個月的支出可以是二三千元。

2020-08-20 本會推動的社會效益量度方法，是一種循證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方法，我們運用該方法去量度項目的成效，於是知道項目各種成效的大小，以便我們向不同持份者（包括機構主管、項目贊助人和公眾人士等）演示項目成果。多年前，加拿大有一項非常成功的在囚人士教育計劃(Simon Fraser Prison Education Programme)。有受眾接受研究員 (Duguid, 2000) 訪問時均沒有就課程內容分享太多，反而對計劃觸發的內心轉化則分享甚多，其中一位在囚人士確認了讓他積極投入的興趣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另一位在囚人士表示計劃提供了教化的功能，使該人士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下並糾正以往錯誤的行為；上述受眾的分享都是進行循證研究所得來的部分質性數據。 完成循證研究後，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查找讓這些成效出現的原因，理由是如果我們有機會再推行相同或類似的項目的話，我們必須確保這些致勝的因素再次出現，才可肯定項目能夠再次製造預期成效。查找原因的工作被稱為“實踐研究”（Practice Research）；吊詭的是，

從事社福的人，有其專業背景，對項目受惠者所面對的問題有深入了解，將其精力時間投放在受惠者的得益身上，合情合理，他們應該期望受惠者無論在心靈上、知識上、技能或態度上，以至行為上有正面改變，這就是豐盛提倡的三層改變之量度。 今天的項目贊助人，除了希望出錢支持外，他們捐助的金額亦越來越大，亦走向專業化的道路，我們應該樂見除了政府以外，社會有更多家族基金、公司、社區基金、特定的公眾基金，去參與建設更美好的社會。專業化的走向必然帶來更大的問責要求，在基金內的同工亦要對其捐助的項目有所交代。豐盛提議贊助人可以用四種方法去衡量項目的成本效益。 社會投資回報 最理想的當然是以項目的社會投資回報為比較，以現有在世界的案例來說，可以有3-4倍的回報，即一元的資助所帶出來的社會效益，若以金錢去量化，可以有三四倍或更高的回報，當中關鍵必然是要有一公開並為人接受的方法去量化社會效益，外國有人嘗試提倡但仍然未成氣候，由於當中的理據比較技術性，筆者會另外撰文再探討當中的方法及困難。 如果不能計回報，我們仍然有方法做合理判斷，首先可計出項目中每名受惠者所需要的資助，即單位成本

近半世紀，國際社會就可持續發展無間斷地進行討論，皆因目前全體人類的生活方式難以持續下去。作為超國家機構的聯合國提出了在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護三方面取得平衡的一種生活方式，讓活在現今和未來世代的人類都能過上有素質的生活。經過多年來國際間的多邊協商和政策醞釀，縱然過程中有起有落，聯合國最終在2015年就全球的發展方向達成共識 --- 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有關這17個目標的詳細描述，可在聯合國的官方網站找到，在此不贅。本文旨在探討這17個目標對這城一般非政府機構的意義。 首先，無論國際或本港的商界開始重視這17個目標；PricewaterhouseCoopers於2019年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來自31個國家、來自不同產業的1,141家受訪公司當中，有72%的公司在其報告中提及可持續發展目標，有25%的公司把可持續發展目標揉合於其業務策略當中，有21%的公司之首席執行官在其發表過的文章或演說中提及可持續發展目標，有14%的公司則發表過在達成有關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具體指標；至於香港，根

社福項目大部分是「以人為本」，即希望透過活動、交往、咨詢等，幫助別人得著「改善」。 既然如此，要有效地將項目成效展示，最直接的方法，又或者是最容易令人明白的方式就是將受助者之改變陳述一遍。 最先提出對人用三層去描述的不是社福界，而是商界，在1954年，當時在威斯康新大學的 Donald Krikpatrick 以公司做培訓前題下，研究其培訓之成效，因為用上了培訓的費用，究竟得回什麼樣的成果呢，他認為應該用三個向度去描述員工之表現。第一層是直接反應，第二是學到什麼知識技能及態度，第三是將學到的轉為行為。筆者借用了此一概念用在社福項目上，發覺效果其佳。既容易令人明白，亦令自己對項目有更深之了解. 一) 主觀的直接反應或感受 一個好的項目，其參與者起碼要喜歡項目的整體滿意度，其次是願意介紹給其他人，這兩是最基本的。針對不同情況， 亦應量度受助者的其他主觀感受，如幸福感、覺得再徬徨、對人有信任、感到支持等，這些都是主觀的陳述，用問題或訪談就可量度清楚。 二) 知識技巧及態度 不少項目都是增加受助者之能力，如職業培訓、學懂處理人際關係、衝突、掌握語言、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