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效益投資回報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是運用金錢演繹社會項目所生產的效益的一種方法讓贊助人對項目效益起碼有一個基本的掌握。為了方便量度，建議儘量挑選一些在本質上能直接用金錢量度的細項作為成效指標。例如：精神復康者的機構舉辦真人圖書館，協助復元人士重新接觸社會，避免有關疾病復發。當中所節省醫療成本就是用貨幣計算，可算進SROI。

項目團隊可在項目完成後透過問卷調查邀請受助對象道出項目在他們心目中的貨幣化價值，惟調查員必須強調調查目的不是向受助對象收費，同時引導他們以項目帶來在情意、認知、行為等方面的轉化作為評價項目之基礎。如受訪者對項目的貨幣化價值毫無頭緒，調查員可考慮提供參考數據，例如巿面上（公營或私營）同類型服務的收費，協助受訪者可能會較容易答出貨幣化價值。

任何介入手法都是為了讓服務使用者有正面改變，收集其三層的轉變可證明項目的成效。 第一層是主觀的直接反應或感受，例如幸福感、覺得再徬徨、對人有信任、感到支持等。 第二層是知識技巧及態度，例如職業培訓、學懂處理人際關係、衝突、掌握語言、或是對少數族裔之態度、對家人之看法等等。 第三層是行為轉變，例如吸煙、自殘、健康飲食、有禮貌、少用膠袋等的頻率。

除了三層的轉變外，在編寫計劃書時項目管理團隊可以透過社會投資回報、單位成本突顯項目的成本效益。關於社會投資回報的考量，如果每一元的資助能夠帶來3-4元的社會投資回報，項目管理團隊可以把其視為非常理想的社會效益。假如坊間未有公開並為人接受的方法去量化社會效益，則可計算單位成本（Unit Cost），例如項目投放在每名受惠者的資助。項目管理團隊可比較同類社福項目的單位成本（Unit Cost）。假如同類的社福項目較少，也不妨使用性質相近的項目去比較。

設計問卷時應思考項目對受助者的改變如何體現在態度/知識與技能/行為方面（三層的轉變）的轉變。找到量度目標後宜採用自陳報告測量方法，例如：以“我認為”、“我相信”、“我能夠”等去量度服務使用者的改變。問題可以統一採用最簡單的一至五分作為打分比例。單數的打分比例方便找出中間或中立的群眾，他們意見對於改善項目的效益能帶來重要資訊。最後，問卷的長度不宜超過兩頁，設計者不妨自己先填一次以確保問卷流暢度和估計得分。

在賽馬會豐盛社會量度效益培訓計劃的網站的「問卷題目庫」能搜尋到應用於不同受惠對象和項目性質的問卷問題。當中問題針對反映服務使用者在參與項目後的三層轉變。

為項目申請贊助是議題推銷的過程。項目管理人可先進行議題包裝，例如為項目創造一個有意思的名字和闡釋議題的機會與危機（Framing the Issue）。之後要管理議題推銷過程，包括爭取越多公眾渠道包括：媒體採訪、社交媒體和專題討論會，使該議題便獲得更大關注。最後是傳達社會效益，即是在社會問題得到解決後，應衡量社會效益，並將其傳達給重要相關持份者，以便獲得持續的贊助。

在一個學術研究中，我們希望盡量收集到較多的資訊做分析，以提高研究的可信性。在項目中進行社會效益量度則需要顧及實際操作的考慮，例如受惠群體在活動中的參與度、如何與介入策略和活動相配合等等。因此很多時候需要在量度的準繩度與實際可行度中作出平衡，理想的狀況是能夠在一紙兩頁的問卷囊括三個層次的轉變。

有很多持份者，例如贊助者，會視行為的改變 (Level 3) 較其他低層的效益重要。不過，與其將效益看成不同層次，將它們看成不同的方面或角度或會更準確反映一個計劃的社會效益。例如︰有部份做公眾教育的計劃的目的可能集中在於觀念、態度的改變而非行為的改變。因此進行效益量度時不應該盲目追求高層次效益，而應該要按照計劃的目標量度相應的效益。

一般而言，要從兩方面了解計劃。首先，要認清一些有助於呈現項目效果及有助於進行項目檢討的指標；第二，各持份者（例如贊助人）須同意及希望達成有關的指標。

遇到這些情況，可以參考一些市面上類似事物的價值作為量度標準 (proxy value)。例如，當我們量度一個青年輔導計劃的效益時，可以以受助者用於社交活動的開支、或心理輔導服務的費用等作為指標。又例如，當我們量度一個更生人士輔導項目的社會效益時，可以以減低重犯的比率以及犯罪的社會成本作量度指標。

這些問題都應從目標的訂立入手。如果相關計劃是一個全新計劃，我們訂立目標時可以參考香港人口平均數據或以往的相關研究結果。例如︰當我們量度一個計劃對受眾的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可以以生活滿意度量表作量度，並以香港人平均生活滿意度作為一個參考值，然後再視乎計劃的對象、規模等微調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