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會推動的社會效益量度方法，是一種循證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方法，我們運用該方法去量度項目的成效，於是知道項目各種成效的大小，以便我們向不同持份者（包括機構主管、項目贊助人和公眾人士等）演示項目成果。多年前，加拿大有一項非常成功的在囚人士教育計劃(Simon Fraser Prison Education Programme)。有受眾接受研究員 (Duguid, 2000) 訪問時均沒有就課程內容分享太多，反而對計劃觸發的內心轉化則分享甚多，其中一位在囚人士確認了讓他積極投入的興趣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另一位在囚人士表示計劃提供了教化的功能，使該人士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下並糾正以往錯誤的行為；上述受眾的分享都是進行循證研究所得來的部分質性數據。
完成循證研究後，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查找讓這些成效出現的原因，理由是如果我們有機會再推行相同或類似的項目的話，我們必須確保這些致勝的因素再次出現，才可肯定項目能夠再次製造預期成效。查找原因的工作被稱為“實踐研究”（Practice Research）；吊詭的是，哪怕我們對項目的操作非常熟識，有時候讓項目成效出現的原因通常不是顯而易見，皆因在接受介入服務的過程中，受眾互相之間，以至受眾和其身處的場景之間，均可能會發生微妙的互動。以上述在囚人士教育計劃為例，研究員基於循證研究的各種數據作進一步分析，發現到致使計劃成功的生成機制有數方面：1）計劃避免以“更新”、“輔導”、“糾正”等具標籤性字眼作為主調；2）盡量給在囚人士發揮其自主性（例如給他們自由參加和退出的權利；又例如計劃中的課堂集中在一座大樓內進行，由參與者監察自己，另外參加者成熟後可以稱為課程導師），引導他們稱為自我控制的主體，待他們的自主意識恢復過來，對自己的發展有責任感，於是向他們提供適切的指引，致使他們能夠建立長遠發展的基礎；3）他們的自主性被提高有助於建立教化的氛圍；4）最後為表示對他們的認同Simon Fraser University會向他們頒授學位或文憑證書。毫無疑問，這4點發現對日後推行相關項目的機構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參考知識。
礙於字數限制，本文只能對實踐研究作簡單介紹。但總括來說，實踐研究有助於提升我們就項目設計、執行、成效產生新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則成為我們推行下一個相關項目的基礎。實踐研究會否是邁向社會效益評估2.0的路徑？這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DUGUID, S. (2000). Can Prisons Work?: The Prisoner as Object and Subject in Modern Correction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www.jstor.org/stable/10.3138/9781442671676
Pawson, R. (2013). The science of evaluation: A realist manifesto.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Ltd doi: 10.4135/9781473913820
李浩 (Samuel Lee)
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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